第870章 959冯保折腾陆树声
第870章 959冯保折腾陆树声
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，其中内容非常之多。
不过对于魏广德来说，他知道的也就是两个，一个是考成法，还有一个是一条鞭法。
看到张居正让人送来的章程就知道，首辅大人这是打算大刀阔斧干一把大的了。
对于张居正的动作，魏广德当然不会阻挠，甚至还很乐意助推一把。
毕竟，他并不清楚张居正具体的改革内容，但是以后世的眼光，都认为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大明恢复国力来说是卓有成效的。
既然是对的，为什么要反对？
继续看下去，“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，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绩。皋陶之论治曰，率作兴事，屡省乃成。
盖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。
若询事而不考其终，兴事而不加屡省，上无综核之明，人怀苟且之念，虽使尧舜为君，禹皋为佐，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
言官议建一法，朝廷日“可”，置邮而传之四方，则言官之责已矣，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。
部臣议厘一弊，朝廷曰‘可”，置邮而传之四方，则部臣之责已矣，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。
某罪当提问矣，或碍于请托之私，概从延缓；某事当议处矣，或牵于可否之说，难于报闻.
臣居正当先帝时，曾上《便宜六事》，内《重诏令》一款，亦尝亹亹言之，随该吏部题复，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，事下各抚按官，皆明立程限，责令完报，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.
查得《大明会典》内一款，“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，奉圣旨者，各具奏目，送司礼监交收；又置文簿，陆续编号，开具本状，俱送监交收。”
又一款，“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，俱附写文簿，后五日，各衙门具发落日期，赴科注销，过期稽缓者，参奏。”
又一款，“凡在外司、府行门，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，填写底簿，送各科收贮，以备查考，钦此。”
及查见行事例，在六科，则上下半年，仍具奏目缴本；在部院，则上下半月，仍具手本，赴科注销
请自今伊始，申明旧章，凡六部都察院，遇各章奏，或题奉明旨，或复奏钦依，转行各该衙门，俱先酌量道里远近，事情缓急，立定程期，置立文簿存照，每月终注销”
魏广德把张居正所拟奏疏反复看了两遍，看到奏疏抬头留白，心头瘙痒之下，提笔在其上书写了奏疏名——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。
要说这考成法，其实也算简单，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，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。
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，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，作为底册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。
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，一本放在六科，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，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；另一本在内阁，以备内阁随时检查。
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，一般分成几栏，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、签名及留下时间，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，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，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，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，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。
领导都批示同意，文件自然就生效，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。
大明朝人浮于事，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，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。
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，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，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。
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，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。
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，随时可以追查问责，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，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，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，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。
张居正死后，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，不过催征钱粮、捕获贼犯、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。
以史为鉴，我们后世遇到的事，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，所以，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。
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，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，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。
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，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，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。
六国统一以后，秦国制定了《为吏之道》，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。
到了唐代，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，《唐令》中第一编就是“考课令”，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《职制》篇，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。
考课，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，官员的升官降职、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，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。
宋代机构冗杂，多余人员繁多，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，却不重视政绩，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、空洞化。
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，考课制度更加严格。
因为皇权的强化，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，吏部考功司“掌天下官吏选授、勋封、考课之政令”，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“遇朝觐，考查，同吏部司贤否黜陟”。
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，不仅分工协作，而且相互监督。
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，考满是“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，六年再考，九年通考黜陟”，就是所谓的“古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遗意”。
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。
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，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，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。
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《陈六事疏》中就写道，“近年以来纪纲不肃，法度不行，上下务为姑息，百事悉从委徇。”
由此可见，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，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，官员只进行传达，对于实行过程、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，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，没有实效。
当然，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，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，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，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。
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，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，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，让人民流离失所，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。
另外，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，不仅是课税业务，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。
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，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。
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，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，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，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。
虽然在此过程中，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，但实实在在的，在考成法推出后，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，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，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，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。
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，必然大赦天下，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，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。
试想，只要能拖过几年，老皇帝一死，新皇帝登基，税钱就不用出了，这么有利益的事儿，谁会不想干？
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，可为了治下安稳，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，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，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，只有朝廷吃亏。
好吧，朝廷家大业大，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。
其实，治理一个国家，根本就在于财政。
朝廷有钱，有灾可以赈济，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，即所谓富国强兵。
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，可入朝为官，还真不能再这样做。
通过建立制度，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，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，也就能富国强兵。
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，导致民不聊生，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，随之王朝覆灭。
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，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。
但是，支用太大，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，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。
相比地方豪绅来说，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。
只是，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，为了王朝财政平衡，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，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实际上，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，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。
他们有能力，有关系联合起来，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。
历史上的王朝更迭，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，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，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。
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，无一不是豪绅阶级，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。
所以老话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真正造反成功的，多是统治阶级中人倒戈，被统治阶级造反成功的案例几近于无。
由此可见，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延续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，绝对不是催收钱粮那么简单，而是真正可以做到为王朝续命。
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，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。
这些，也是魏广德自从见到张居正后琢磨出来的。
现在，张居正终于要开始属于他的改革，魏广德不仅不会反对，还会暗中支持。
是的，他选择暗中支持，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场。
他做为次辅，虽然要和首辅站在一起，但是对外，特别是对皇宫里的人看来，是要保持面和心不合才算稳妥。
若是他和张居正沆瀣一气，怕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就要不保了。
而且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里许多人的利益，这也是他最终晚节不保的原因。
太多人恨他，生前做不到，那就死后报复。
魏广德不想如此，唯有成为张居正反对派的领头人，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。
对此，不需要和张居正明说，大家心照不宣即可。
魏广德收好奏疏，对着外面喊道：“芦布，进来。”
等芦布进屋后，魏广德把张居正的奏疏递到他手里，吩咐道：“你送回去。”
“是，老爷。”
芦布答应一声，不过随即试探着说道：“稍微等等再送过去，可好？”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魏广德狐疑问道。
“适才礼部尚书陆大人气冲冲进了首辅值房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。”
芦布答道。
“可知为了何事生气？”
魏广德问的自然是陆树声生气的原因，这两天内阁可没有让礼部不满意的奏疏票拟，陆树声就算要发火，也不该把火力对准内阁才是。
“刚才我问了下，有人说是陆尚书又被传到会极门接旨去了。”
芦布没有说的很明白，但魏广德还是知道怎么个事情了。
早前冯保想要拿礼部尚书这个职位给自己牟利，想要拉拢朝堂上的官员，但是被魏广德和张居正暗中联手破坏，最后是陆树声出任了礼部尚书。
自此以后，冯保就对陆树声记恨上了，以为这位应该是了大价钱才从张居正、魏广德这里得到举荐资格。
好吧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居然没有向他送钱，实在可恶至极。
于是乎，冯保凡是有对礼部的诏谕，一些以前都只是传个话或者递个条子就可以办的事儿，非要隆重的把礼部尚书陆树声叫到会极门，正儿八经的传旨。
这样反复折腾之下，陆树声自然是很不满。
“行，等人走了你再送过去。”
魏广德也不想沾上此事，于是对芦布吩咐道。
(本章完)
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，其中内容非常之多。
不过对于魏广德来说，他知道的也就是两个，一个是考成法，还有一个是一条鞭法。
看到张居正让人送来的章程就知道，首辅大人这是打算大刀阔斧干一把大的了。
对于张居正的动作，魏广德当然不会阻挠，甚至还很乐意助推一把。
毕竟，他并不清楚张居正具体的改革内容，但是以后世的眼光，都认为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大明恢复国力来说是卓有成效的。
既然是对的，为什么要反对？
继续看下去，“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，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绩。皋陶之论治曰，率作兴事，屡省乃成。
盖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。
若询事而不考其终，兴事而不加屡省，上无综核之明，人怀苟且之念，虽使尧舜为君，禹皋为佐，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
言官议建一法，朝廷日“可”，置邮而传之四方，则言官之责已矣，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。
部臣议厘一弊，朝廷曰‘可”，置邮而传之四方，则部臣之责已矣，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。
某罪当提问矣，或碍于请托之私，概从延缓；某事当议处矣，或牵于可否之说，难于报闻.
臣居正当先帝时，曾上《便宜六事》，内《重诏令》一款，亦尝亹亹言之，随该吏部题复，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，事下各抚按官，皆明立程限，责令完报，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.
查得《大明会典》内一款，“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，奉圣旨者，各具奏目，送司礼监交收；又置文簿，陆续编号，开具本状，俱送监交收。”
又一款，“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，俱附写文簿，后五日，各衙门具发落日期，赴科注销，过期稽缓者，参奏。”
又一款，“凡在外司、府行门，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，填写底簿，送各科收贮，以备查考，钦此。”
及查见行事例，在六科，则上下半年，仍具奏目缴本；在部院，则上下半月，仍具手本，赴科注销
请自今伊始，申明旧章，凡六部都察院，遇各章奏，或题奉明旨，或复奏钦依，转行各该衙门，俱先酌量道里远近，事情缓急，立定程期，置立文簿存照，每月终注销”
魏广德把张居正所拟奏疏反复看了两遍，看到奏疏抬头留白，心头瘙痒之下，提笔在其上书写了奏疏名——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。
要说这考成法，其实也算简单，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，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。
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，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，作为底册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。
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，一本放在六科，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，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；另一本在内阁，以备内阁随时检查。
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，一般分成几栏，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、签名及留下时间，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，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，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，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，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。
领导都批示同意，文件自然就生效，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。
大明朝人浮于事，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，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。
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，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，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。
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，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。
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，随时可以追查问责，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，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，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，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。
张居正死后，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，不过催征钱粮、捕获贼犯、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。
以史为鉴，我们后世遇到的事，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，所以，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。
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，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，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。
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，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，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。
六国统一以后，秦国制定了《为吏之道》，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。
到了唐代，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，《唐令》中第一编就是“考课令”，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《职制》篇，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。
考课，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，官员的升官降职、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，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。
宋代机构冗杂，多余人员繁多，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，却不重视政绩，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、空洞化。
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，考课制度更加严格。
因为皇权的强化，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，吏部考功司“掌天下官吏选授、勋封、考课之政令”，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“遇朝觐，考查，同吏部司贤否黜陟”。
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，不仅分工协作，而且相互监督。
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，考满是“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，六年再考，九年通考黜陟”，就是所谓的“古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遗意”。
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。
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，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，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。
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《陈六事疏》中就写道，“近年以来纪纲不肃，法度不行，上下务为姑息，百事悉从委徇。”
由此可见，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，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，官员只进行传达，对于实行过程、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，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，没有实效。
当然，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，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，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，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。
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，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，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，让人民流离失所，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。
另外，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，不仅是课税业务，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。
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，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。
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，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，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，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。
虽然在此过程中，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，但实实在在的，在考成法推出后，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，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，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，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。
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，必然大赦天下，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，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。
试想，只要能拖过几年，老皇帝一死，新皇帝登基，税钱就不用出了，这么有利益的事儿，谁会不想干？
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，可为了治下安稳，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，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，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，只有朝廷吃亏。
好吧，朝廷家大业大，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。
其实，治理一个国家，根本就在于财政。
朝廷有钱，有灾可以赈济，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，即所谓富国强兵。
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，可入朝为官，还真不能再这样做。
通过建立制度，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，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，也就能富国强兵。
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，导致民不聊生，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，随之王朝覆灭。
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，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。
但是，支用太大，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，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。
相比地方豪绅来说，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。
只是，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，为了王朝财政平衡，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，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实际上，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，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。
他们有能力，有关系联合起来，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。
历史上的王朝更迭，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，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，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。
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，无一不是豪绅阶级，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。
所以老话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真正造反成功的，多是统治阶级中人倒戈，被统治阶级造反成功的案例几近于无。
由此可见，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延续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，绝对不是催收钱粮那么简单，而是真正可以做到为王朝续命。
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，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。
这些，也是魏广德自从见到张居正后琢磨出来的。
现在，张居正终于要开始属于他的改革，魏广德不仅不会反对，还会暗中支持。
是的，他选择暗中支持，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场。
他做为次辅，虽然要和首辅站在一起，但是对外，特别是对皇宫里的人看来，是要保持面和心不合才算稳妥。
若是他和张居正沆瀣一气，怕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就要不保了。
而且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里许多人的利益，这也是他最终晚节不保的原因。
太多人恨他，生前做不到，那就死后报复。
魏广德不想如此，唯有成为张居正反对派的领头人，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。
对此，不需要和张居正明说，大家心照不宣即可。
魏广德收好奏疏，对着外面喊道：“芦布，进来。”
等芦布进屋后，魏广德把张居正的奏疏递到他手里，吩咐道：“你送回去。”
“是，老爷。”
芦布答应一声，不过随即试探着说道：“稍微等等再送过去，可好？”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魏广德狐疑问道。
“适才礼部尚书陆大人气冲冲进了首辅值房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。”
芦布答道。
“可知为了何事生气？”
魏广德问的自然是陆树声生气的原因，这两天内阁可没有让礼部不满意的奏疏票拟，陆树声就算要发火，也不该把火力对准内阁才是。
“刚才我问了下，有人说是陆尚书又被传到会极门接旨去了。”
芦布没有说的很明白，但魏广德还是知道怎么个事情了。
早前冯保想要拿礼部尚书这个职位给自己牟利，想要拉拢朝堂上的官员，但是被魏广德和张居正暗中联手破坏，最后是陆树声出任了礼部尚书。
自此以后，冯保就对陆树声记恨上了，以为这位应该是了大价钱才从张居正、魏广德这里得到举荐资格。
好吧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居然没有向他送钱，实在可恶至极。
于是乎，冯保凡是有对礼部的诏谕，一些以前都只是传个话或者递个条子就可以办的事儿，非要隆重的把礼部尚书陆树声叫到会极门，正儿八经的传旨。
这样反复折腾之下，陆树声自然是很不满。
“行，等人走了你再送过去。”
魏广德也不想沾上此事，于是对芦布吩咐道。
(本章完)